安东·谢妙诺维奇·马卡连柯（1888～1939），前苏联杰出教育家、作家，代表作《教育诗》，名著《塔上旗》，被前苏联政府授予“劳动红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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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四日，教养院来了第一批的六个学童。有四个学童都已经十八岁，是因为持枪抢被送来的；两个比较年轻，犯了偷窃罪。
我们殷勤地接待他们。我们从早就预备了特别美味的午餐。我讲了话，讲到未来的劳动生活，讲到应该忘记过去，应该不断地前进。学童们不大听我讲话，他们不住地窃窃私语。
最初几天，他们简直就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到了傍晚，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走出教养院，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对我那恳切的劝诫，只是带着含蓄的微笑听着。
那一年暴风雪开始得很早，院子里全是雪堆，路上的雪也没有人扫。我请学童们去扫，但是其中一个叫札陀罗夫的却对我说：“路上的雪可以扫，不过等冬天过完了再说，不然我们刚打扫干净，雪又要落下来。您明白吗?”最终，我只好去找另一个男职工卡里纳打扫。而且，他们坚决不肯去砍烧炉子用的木柴，还当着卡里纳的面把一座木棚的木屋顶拆掉。他们一边拆，一面还说笑着:“尽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了!”
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从教育学的绳索上失足跌下来了。
在一个冬天的早上，我叫札陀罗夫去砍点柴供给厨房里用。我听到的是平常那种高高兴兴的、挑衅式的答复；“你自己去砍吧，你们的人多得很!”这是第一次对我说“你”。
过去几个月的种种事情把我逼到绝望和疯狂的地步。这时侯我又恼又恨，我挥起手来对着札陀罗夫的脸就是一记耳光。我这一记打得很重，他站不稳了，一下倒在炉子上。我打了第二下，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拉起来，又打了第三下。我忽然看见，他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双手哆嗦着连忙把制帽戴上，后来又一会儿摘掉，一会儿戴上。要不是他轻轻地呻吟着说“原谅我吧……”，我大概还要打他。
我的怒火是那样地疯狂和不可遏止。我手里不知怎样弄了一根铁火棍。我觉得，如果有人说一句话反对我，我就会向所有的人扑过去，拚着把这群匪徒杀死，消灭他们。五个学童都默默地站在自己的床旁边，布隆在急急忙忙地整理着衣服。我朝他们转过身去，用火棍敲敲床背说；“大家马上给我到树林里去工作，不然就给我滚出教养院!”说完，我就走出寝室。
我走到贮藏工具的木棚里拿了一把斧头，愠怒地看着学童们挑选斧头和锯子。我心里忽然一动，这一天最好不要去砍树——不让他们手里有斧头，但是已经晚了：该拿的东西他们都拿了。我横了心，决不白白牺牲自己的性命。何况我的衣袋里还有一支手枪呢。但使我惊奇的是，一切居然很好。我和孩子们一同干到吃午饭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札陀罗夫忽然大笑起来:“好啊！哈哈哈哈……”他那红润的笑脸，使人看了很高兴。我不由也对他微笑着，说：“好什么呀？干活吗？”“干活倒没有什么。不，我是说您打得我好凶啊！”札陀罗夫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少年，他这样笑当然是有理由的。连我都觉得惊讶，我怎么会敢去触犯这样一个大力士。
午后我仍旧很自信地吩咐他们去干活。札陀罗夫走到我面前，脸上带着非常认真的神气说：“我们并不是那么坏。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我们懂得……”
在纪律方面，札陀罗夫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应该说句老实话，我并没有受良心的责备。不错，我是打了一个学童。我深深感到，这件事从教育学的观点看来是太卤莽，从法律上说来也不合法；但是同时我也看出，和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比较起来，我的做教师的手是否清白是次要的问题。我下定决心，假如我没有别的方法可用，我就做一个独裁者。
可是应该指出，我没有一分钟认为我已经找到了一种全能的教育法。札陀罗夫事件使我付出的代价比他本人付出的更大。我开始担心我在改造他们的过程中，会渐渐跑到阻力最（ ）的方面去。
但话说回来，在这件事情里，他们看到的不是打架，他们看到的只是怒火，看见一个人发怒了。他们明知道，我根本可以不打人，我可以把札陀罗夫当做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退还童犯事务委员会，可以使他们遭到许许多多极不愉快的事。可是我没这样做，我采取了一种对我自己很危险（札陀罗夫的力气必我大，一拳头可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但是很近人情、而又不是形式主义的做法。说到教养院呢，显然，他们觉得还是需要的。这件事的情形比较复杂。此外，他们也看见我们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家庭山点评：对于那些屡教不改、顽固不化的坏孩子，轻描淡写的说教往往无济于事，必须采取惩罚措施，给他们当头棒喝，才能让他们警醒。可是，我们的未成年保护法在这方面一味强调说教，只是让家长严加管教，而没有对他们形成任何威慑力，怎么可能让一个个懵懂无知甚至用未成年人保护法作挡箭牌护身符的“恶少”“杀人犯”“强奸犯”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就像文中的“我”，也就是前苏联伟大的教育家马卡连柯，到了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也是“动手”了？所以，改造坏孩子，仅仅说教是不行的。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少年犯”，必须通过刑罚让他们敬畏法律而不敢犯罪；对于屡屡侵犯他人尤其是未成年好孩子的“霸凌”们，必须通过专门机构如少管所、工读学校施以劳动改造等惩罚手段，让他们不敢使坏。正如文中的“札陀罗夫事件”，必须采取手段，让他们感到周围的人对他们已经“怒不可遏”了，真正用行动“说不”了，才能唤醒他们的良知，弃恶扬善。当然，“打”是违法的；即使打，也有前提——让他们知道“打”是气不过了，而且“打”是为他们好——之前有对他们好的经历做基础。希望我们的法律部门和教育部门，能重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决不能任由他们为所欲为而无所作为。否则，越来越多的好孩子、好人会得不到保护，变态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最终变成“恶法”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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