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26日，襄樊市传染病医院职工李俊被发现死于襄东加油站门前的绿化带内。警方的侦查毫无进展，直到7月30日下午，李俊的女友韩静报案，称张文华打来电话，告诉她“李俊被徐浩谋杀了”。

韩静说，李俊与张文华是传销上下线的关系，徐浩则是张文华的高中同学。当日，警方找到张文华的邻居马东，获知早已潜逃的张文华曾向其讲述了张、徐二人将李俊杀害的过程。随后，警方又陆续收到两封署名“张文华”的举报信，两封内容几乎一致称：7月24日晚，张文华、徐浩、李俊在张家喝酒，张、徐二人用绳子、钉锤将李杀害，骑李俊的摩托车抛尸野外，并于次日早晨将摩托车存放在一家修理店。张文华在信中还称，作为襄樊市迎旭小学音乐教师的徐浩出于“练胆”、“立人头状”、“想过得更好”的目的，杀死了李俊。法院经过笔迹鉴定，认定举报信确系张文华所写，并最终采纳了这份证据。7月30日晚上10点左右，徐浩在家中被捕。

在法庭辩论时，徐浩的代理律师董文高指出，举报信这一行为逆反常理，法院不应采纳该证据。“按照杀人犯的一般行为心理，或畏罪潜逃，或继续作恶，张文华却连写两封举报信，这究竟是检举，还是栽赃陷害？”“确定了书写真实性，不代表就能认同内容真实性，法院简单地将两者等同了。”曾参与此案审理的襄樊市中院前法官方金龙承认，审委会内部曾有人认为举报信“有疑点”，他本人也认为“不符合法律案件逻辑，我办案子这么多年，在逃犯检举同伙的，少得很，一百个里连一两个都没有”。此外，控方出示的物证，主要与死者有关，而与凶手无关，比如：李俊的摩托车；从张家木椅提取的遗留血迹经鉴定为B型血，与死者李俊同血型。而举报信及徐浩供述中提到的凶器，如绳子、钉锤、尖刀，以及抹血迹的衬衣、拖把，没有一件被找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许浩还是被判有罪。被判有罪的“铁证”就是许浩所作的几份招供笔录，以及马东、张贤勤等人的讯问笔录。不过，一年后，1998年12月9日的庭审，徐浩却当庭翻供。理由是被捕后他遭到刑讯逼供，供认有罪的供词都是“刑警队自己写好的……不签不行”。

好在1999年3月19日，因证据不足，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曾裁定，准予襄樊市检察院撤诉。然而，仅一个月之后，1999年4月19日，检方未补充任何新的证据，法院重新开庭，判决徐浩死缓。至于判决死缓的原因，据方金龙说，是因为他们那时“还没有‘疑罪从无’这种观点”，他们“一直觉得这个案子有点问题，所以当时就想，还是留点余地，搞个死缓算了”，并认为这个死缓的判决“还是搞得不错的”。

“为什么凭两封举报信，就可以定了儿子的罪？”十多年来，许浩的母亲赵克凤一直想不通。由此，赵克凤成了“专业上访户”，多次前往北京、武汉等地要求重审此案。其间，湖北省政法委也曾向襄樊市政法委发函，认为该案“确实存在证据不足……可谓错误百出”，要求该委督促襄樊中院重新调查。然而，各级法院均以“证据充分”及徐浩曾作多次有罪供述为由，驳回了再审申诉。接下来，徐浩的母亲只能将翻案希望寄托在寻找写举报信的张文华的下落。但直到2007年，襄樊市中院的一个老领导告诉她，曾改名换姓为“唐建敏”的张文华已在宜昌死了，而真正的唐建敏还活着。2008年8月，赵克凤委托律师查明“唐建敏”还活着，遂向湖北省检察院反映。一年后，她等到回应：张文华冒名“唐建敏”，已于2002年因抢劫等罪，在宜昌被判死枪决。就这样，已入狱14年的徐浩，原本一直等待“同伙”张文华落网，当面对质以证清白。张文华的死，让徐浩一案成了死无对证的“遗案”。

“张文华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我儿子还要不明不白地坐多久的牢啊？”私下里，赵克凤偷偷地哭诉。

网友评论：

“张文华称，襄樊市迎旭小学音乐教师徐浩出于‘练胆’、‘立人头状’、‘想过得更好’的目的，杀死了李俊。”多么荒唐可笑，一个教师怎能弱智到这种地步，用杀人来“想过得更好”？很明显，是栽赃陷害！

咱也写两封信就说那个法官杀了两个人，是不是那个法官也要判死刑？

这里的法官草菅人命。中国有多少滥竽充数的庸法官，中国就有数倍于它的冤案。

有钱的话，死刑改死缓改无期改20年改10年改1年改保释！我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

法盲充当法官哪有不产生冤案的道理？有钱有势而又不学无术之徒进入公检法队伍，哪会有司法正义？

中国的法院，都是一些法盲把持着，怎能不错案百出？中国的公安（尤其是刑警队）都是些土匪充任，怎能不搞刑讯逼供？

知错不改是司法的铁律。

现在的司法机关都是“将错就错”，而不是“知错就改”，这样导致司法公信力荡然无存。这些人罪该万死。

我们的司法没有公正正义可言！我们的社会也是！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整日为儿奔波、伸冤，希望还有点人心、人性的法官们严格依照疑罪从无，还母亲一个安然的晚年！

那么，徐浩会被法院依照“疑罪从无”予以释放吗？